癌症很常见，极其常见。年，大约有万人确诊罹患癌症，其中万人死亡，约占所有死亡人数的13%。尽管有人认为，癌症是富裕国家的一种老年病，但这类死亡大约70%都发生在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国家。罹患癌症的人不分性别、种族和贫富。诊断结果令闻者色变，盖因患上癌症的人不啻是接到了死刑判决（通常的确如此）。这种疾病本身及其治疗均会带来极大的痛苦与忧虑。治疗癌症是全世界医疗卫生系统的一大负担，因为导致过早死亡，癌症也是劳动人口丧失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癌症治疗和癌症研究也是产业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临床试验中的半数药物是用于癌症的；年，所有癌症药物的全球市场价值为亿美元，年，这一数字估计达到了亿。分析师预测，年到年的增长率将达到每年10%以上。制药业每年花费在研究和开发癌症药物上的支出为65亿到80亿美元。这笔开销让政府和研究慈善机构在癌症药物研发上的投入相形见绌，这可能意味着新药都集中在商业影响最大的领域，而非公共卫生的范畴。拥有成功癌症药物的制药公司均位列全球最庞大的企业之中。生物科技公司就算没有可供上市的产品，但只要拥有一种“尚在研发”的有前途的癌症药物，便可因为该药物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获批上市而身价数十亿美元。年，至少有19种抗癌药的销售额超过了10亿美元，就算在最富裕的国家，为患者采购这些药物也令医疗卫生系统不堪重负。
另一方面，约有三分之一的癌症患者能够接受的有效治疗极其有限，在最贫穷的国家，这一数字上升到一半以上。展望未来，人口日益老龄化，药价呈上升趋势，我们或许会面临这样的局面：只有最发达国家的最富裕阶层才会得到“最先进”的药物治疗。又或者，对治疗反应的预测更准确，会有助于实现针对个体的治疗选择，从而降低不必要或无效的治疗成本。打个比方，我们每次使用汽车或电脑，都预判它们可以运转，癌症药物则不同，大多数药物只对一部分患者有效。对那些以缓解症状或改善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晚期患者而言，该比例或许远低于50%，因此大多数治疗都是无谓的，实际上或许比无效更糟，因为那些治疗还可能会导致无益的副作用。能够在治疗之前确认哪些患者会从中获益，将会非常节约成本，临床方面也会收效甚佳，因而已成为当今癌症研究的一大重点。
癌症也令全世界的学术机构和大学为之着迷。年，约翰F.肯尼迪承诺在那个十年结束之前把人送上月球。九年后，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巴兹奥尔德林便漫步于月球之上。十年后的年，理查德尼克松为呼应这一承诺，宣布对癌症“开战”。就像近来的“反恐战争”一样，与一个多面向的全球问题为敌，充其量也不过只获得了局部胜利。尼克松最初承诺花费约一亿美元，这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天文数字，但结果只是杯水车薪。自年以来，后续又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但三十多年后，癌症仍是全球最大的致死原因之一，发达国家约三分之一的患者，西方约五分之一的患者死于此病。治疗癌症显然比尖端的“火箭科学”更难。
全球各地为研究癌症的病因和治疗投入了巨额资金。-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花费了47亿美元用于癌症研究；欧洲的相应开销约为14亿欧元。在英国，开支最大的是英国癌症研究中心，该中心是英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年的捐赠收入超过了5亿英镑，反映出普通大众对找到癌症起因和治疗方案的重视程度（然而公共捐款的最大受助者竟然是动物而非人类！）。虽然研究开支如此庞大，我们还是没有真正理解绝大部分癌症的病因。此外，尽管药物和药物研究所费不赀，事实上，大多数被治愈的癌症患者要么是因为接受了外科手术，要么是采取了放射疗法。化学疗法和诸如单克隆抗体或靶向“小分子”疗法等新式疗法虽然日益受到重视，其治愈病患的案例仍属少数，但在缓解疾病晚期症状方面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看待癌症带来的问题有不同的角度，从原始数据——有多少人确诊，多少人死亡——到个体差异——患上某种具体癌症的个人风险如何？基于人口的统计数据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呈现，从整个人口的患病率，到按年龄调整的患病率，再到寿命损失年数的计算。最后这种统计数据通常表示为70岁（《圣经》所说的“三个二十年又加十年”）之前的损失年数，因而假设70岁（有时是75岁）之后的死亡基本上代表了因衰老而过世。更复杂的是，癌症死亡率因收入、种族和居住国而大不相同。例如在欧洲和北美，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比日本和中国常见得多。从这些国家去美国的移民患上这些癌症的风险会接近美国白人的发病率，但整体风险仍会保持在较低的水平。这表明，远东地区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较低发病率，部分原因在于环境，部分原因在于种族差异，或是环境的某些可转移的相关方面，比如日常饮食。
为了进一步探讨这些概念，我会使用一系列方法来描述原始统计数据的样本。至于哪些统计数据最有用，取决于读者的视角。例如，在公共卫生领域工作、负责为本地人口规划医疗保健的医生，就不会对另一个国家某种特定癌症的发病率有多少兴趣。相反，着眼于饮食对患癌风险之影响的研究者也许很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