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黄 祺
全球死亡原因中，位列第一位的是什么？五十年前是传染病和战争；一百年前是传染病和战争；一千年前，还是传染病和战争。
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完全不同。非传染性疾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慢性病，成为最主要的死因——年，在世界万人死亡中，非传染性疾病（NCD）造成万人死亡，占71%。其中万人过早死亡（30岁至70岁）。
每10个死亡的人中，有7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其中将近3人不到70岁死亡，被定义为“过早死亡”。导致全球人口死亡最主要的“杀手”，不是灾害、交通事故、暴乱、传染病，而是我们以为“温和”的疾病——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这个事实，和我们平常的判断是不是反差很大？
世界卫生组织（WHO）最新的报告——《年非传染性疾病国家概况》开篇，WHO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事务助理总干事SvetlanaAkselrod博士写道：“非传染性疾病使人们陷入贫困、丧失尊严、破坏劳动生产率、威胁经济繁荣。非传染性疾病对低收入人群和低收入国家是关键挑战。”事实也的确如此，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非传染性疾病负担最大，其中78%的非传染性疾病死亡和85%的过早死亡发生在这些国家。
为了应对当前最为紧迫的健康风险问题，年9月27日，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三次预防和治疗非传染性疾病高级别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与会代表达成一份政治宣言草案，承诺加速落实防控非传染性疾病相关目标。
宣言草案要求签字国实现的目标是：在年之前，将因非传染性疾病过早死亡的人数降低三分之一。距离年还有十年时间，要实现目标，现在就必须开始行动。
“世界正进入一个转折点。”SvetlanaAkselrod博士这样描述她对全球疾病负担的判断。
中国，同样站在重要的“转折点”上。在中国，非传染性疾病引起的死亡估计占所有死亡的89%。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肥胖、缺少运动、高盐饮食等等危险因素出现在更多人的生活中。中国这样一个迅速富裕起来的国家，非传染性疾病带来的社会压力更大。
作为人口大国和受老龄化影响的国家，中国正在努力推行生活方式的改变，倡导公众预防非传染性疾病，同时也努力为患者提供更好的医疗资源。
控制非传染性疾病不是医疗系统一家可以承担的责任。对死亡率贡献最大的非传染性疾病，目前主要是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四种疾病，而引发这些疾病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是饮酒、吸烟、不健康饮食和运动不足。可以看到，治疗仅仅是一个环节，要预防疾病发生、减少疾病引发的死亡，全社会各个部门都必须参与其中。
为此，联合国宣言中特别提出，非传染性疾病控制的责任不能再单独放在医疗卫生部门，包括金融、贸易、农业、教育和环境等等社会部门，都要参与并协调采取有效行动，一起应对非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因素。
告别传染病，迎来慢性病
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如果社区里有交通事故、火灾、洪水、地震、流感、暴力冲突带来伤亡，一定会成为当地最重要的新闻。这说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和平和现代化的社会中，突然的意外伤亡极少发生。我们甚至认为这样的死亡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出现，一定有什么人应该为此负责。
但时间仅仅倒回70年，情况就完全不同。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瘟疫、战乱、灾荒，可以轻易让一个人损失家人、邻居、朋友，死亡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
如今，大规模的战争不再发生，传染病也因为疫苗的发明、营养和卫生条件改善，不再大规模的流行。人类的寿命，在最近的几十年中快速地延长，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80岁还显得“年轻”，年上海户籍人口期望寿命为83.63岁。
我们进入了人类历史上最长寿的时期，但硬币的另一面是，经济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环境的变化，带来了新的问题——非传染性疾病。非传染性疾病的威胁来得太快，以至于每个国家都必须重新认识它，并紧锣密鼓地准备好应对的方法。
年8月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的《公共卫生领域的创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疾病图谱的两个最新特点之一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威胁上升，成为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社会各个部门如何协同合作，共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带来的疾病负担？年5月30日，一场以“非传染性疾病的预防与管理”为主题的论坛，在位于上海的辉瑞普强全球总部会议室里举行，与会嘉宾来自疾病控制部门、临床医生、企业和媒体，他们从不同的侧面，讨论了控制非传染性疾病，不同的社会机构能够做些什么。
国家心血管病中心、中医院陈伟伟教授介绍，非传染性疾病的患病率，尤其是心血管疾病，在中国正处在上升趋势。据估计,中国大约有2.9亿心血管疾病患者。心血管疾病死亡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是第一死因,心血管疾病死亡占城市居民总死亡的42.61%，占农村地区总死亡的45.01%。年以后,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的总住院费用迅速增加,年平均增长率比GDP的增长快很多。
已经患上慢性疾病的患者，是不是同样需要健康管理？陈伟伟教授说，对患者的健康管理价值非常大。他介绍，国外一项长达25年的研究发现，病情控制良好的高血压患者，与没有患高血压的人，寿命结果是一样的。在为患者提供疾病管理上，医疗部门需要承担主要的责任。
帮助居民预防慢性病、提高慢性病的诊断率、帮助患者控制好病情，基层医疗机构应该担负重要的职责，但由于过去中国医疗资源分布不均非常明显，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薄弱。针对这个情况，年，国务院办公厅推出了《关于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强调了基层医医院、护理院等慢性病医疗机构为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性病患者、康复期患者、老年病患者、晚期肿瘤患者等提供治疗、康复、护理服务的责任。如今，各种围绕“强基层”的政府项目和社会项目，都在推进中。
再来看上海。上海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也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城市，慢病带来的疾病负担更重。据推算，上海有多万高血压患者，每3个成年人中就有1人患高血压；多万糖尿病患者，每5个成年人中大约有1人患糖尿病。非传染性疾病死亡占上海所有死亡原因的90%以上，超全国平均水平。
上海市疾控中心郑杨介绍说，上海是慢病管理启动较早的中国城市，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上海就利用市-区-社区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立了居民死因、慢性病患病情况、脑卒中发生等信息的登记系统，为慢病管理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基础。上海利用医防结合的慢病管理体系，以社区为平台，已为多万高血压患者，70多万糖尿病患者和其他慢病患者提供规范的社区慢病管理服务。
近年来，上海市出台了多项慢病相关政策：比如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上海市防治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中长期规划（-年）》《“健康上海”规划纲要》等。
上海的目标是到年，建成完善的慢性病综合防治体系，慢性病主要危险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慢性病防治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因慢性病造成的过早死亡率稳定在10%以下。
尽管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尽管是中国慢病管理最好的城市之一，在上海，慢病的知晓率仍然不高，危险因素的控制，还没有引起公众足够的重视。
年上海市卫健委相关数据显示，上海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56.1%，接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晓自己的血压。糖尿病患者的知晓率不到七成，一位眼科临床医生告诉《新民周刊》，不少患者直到出现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视力退化后，到医院检查眼睛才知道自己已经得了多年的糖尿病。
知晓率低，给慢病管理带来了第一重障碍。同时，居民对危险因素认识不足，也给预防和控制慢病带来困难。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下的干预
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显然不是一个专业、一个领域能够解决的问题，世卫组织主张将非传染性疾病的控制作为国家政策来推动。
中国政府，已经将慢病管理作为国家战略。年，“健康中国”上升为国家战略，健康政策融入所有中国政府政策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健康中国”规划纲要，均提出了“实施慢性病综合防控战略”的任务要求，并明确了“降低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的发展目标。
针对非传染性疾病，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年）》（以下简称《规划》），这是首次以国务院名义印发慢性病防治规划，是今后5-10年做好慢性病防治工作、提高居民健康期望寿命、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规划》提出了降低因重大慢性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的核心目标，这与世界卫生组织《-年预防和控制非传染性疾病全球行动计划》和联合国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展目标一致。围绕核心目标，《规划》从防治效果、早期发现和管理、危险因素控制、健康支持性环境建设等方面设置了16项主要量化指标，使目标任务具体化，工作过程可操作、可衡量、可考核。
这份纲领性的规划，强调了慢性病防治工作的综合性和社会性：《规划》提出要健全政府主导、部门协作、动员社会、全民参与的慢性病综合防治机制，就是强调要统筹资源，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共同发力，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融入百姓生活。
5月30日的论坛上，辉瑞普强管理有限公司全球总裁高天磊介绍说，如果没有有效的干预，预计未来十年内，中国非传染性疾病患病率将继续上升。高天磊分析说，65岁以上人群是受非传染性疾病影响最大的人群。另外，由于吸烟和肥胖等行为风险因素的增加，使得中国非传染性疾病负担不断增加。
辉瑞普强研发及医学全球总裁雷莫特认为，结合全球经验，要控制非传染性疾病，有五个方面的工作需要开展：一是提高病患和医生对非传染性疾病的认知；二是对病人的早期筛查；三是提高疾病的诊断水平；四是提供及时有效的治疗；五是提高病人用药的规范和合理性。“如果说我们在这五个领域做好工作，可以很大程度上改善中国非传染性疾病的疾病负担。”
《规划》还强调“个人健康责任”：倡导“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提出构建自我为主、人际互助、社会支持、政府指导的健康管理模式，促进群众自觉形成健康的行为和生活方式，在科学指导下开展自我健康管理，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形成卫生与健康治理新格局。
作为媒体代表，《新民周刊》主编刘琳在5月30日的论坛上表示，媒体需要在控制非传染性疾病这一重要的健康问题上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中国居民对于慢性病的知晓率、规范管理率还有很大的空间有待进一步提升。有数据显示，中国40岁以上居民中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的患病知晓率仅为35%，只有6.5%患者曾经做过肺功能检查。一面是知晓率、管理率偏低，另一面却是健康谣言满天飞——吃醋泡花生可以软化血管；酷暑天喝冰水，微血管会爆掉；“好胆固醇”足够，就可以抵消“坏胆固醇”的不良影响等等无稽之谈充斥着社交媒体。她认为，面对这样的现实，媒体要与政府、社会组织、专家学者、企业携手，为公众带来更多科学、真实、具有指导价值的信息。
最划算干预措施，人人有责
图说：“最划算干预措施”包含了禁止一切形式的烟草广告，使用多不饱和脂肪代替反式脂肪，限制或禁止酒精广告，预防心脏病和中风，提倡母乳喂养，开展饮食和运动宣传计划，预防性筛检子宫颈癌等等。
WHO非传染性疾病和精神卫生事务助理总干事SvetlanaAkselrod博士认为：“如果现在没有投入，每年将有万人在生命的鼎盛时期，即30至70岁，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另外，近80万人将死于自杀，这是年轻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SvetlanaAkselrod博士所说的“投入”，指的是年获得世界卫生大会批准的针对非传染性疾病的“最划算干预措施”方案。“最划算干预措施”包含了禁止一切形式的烟草广告，使用多不饱和脂肪代替反式脂肪，限制或禁止酒精广告，预防心脏病和中风，提倡母乳喂养，开展饮食和运动宣传计划，预防性筛检子宫颈癌等等。如果顺利推进这些措施，可以避免近万人因非传染性疾病过早死亡。“如果做到这些措施，可以于年前在最贫穷的国家预防万次中风和心脏病发作，并产生亿美元的经济增长。到年，每1美元投资于非传染性疾病干预措施，将产生至少7美元的回报。”
“最划算干预措施”指向四种主要的非传染性疾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和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以及四种共同的行为危险因素，即有害使用酒精、吸烟、不健康饮食和缺少运动。
全球范围内，年，四分之一的成年男性和五分之一的成年女性血压升高。过去几十年来，高收入国家成人血压升高的患病率有所下降，但在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血压升高的患病率一直稳定或上升。
年全球血糖升高的患病率估计为9%。自年以来，糖尿病患者的数量几乎翻了两番。年，肥胖成年人达6.5亿人，全球患病率为13%。全球肥胖的流行率自年以来几乎翻了三倍。
世卫组织推荐的“最划算干预措施”，被中国公众总结为简单的一句话——“管住嘴、迈开腿”。
在“管住嘴”上，全世界人民都不够努力。世卫组织的报告估计，年全世界15岁及以上的人均纯酒精消费量为6.4升。尽管近年来出现了显著下降，但欧洲地区仍然是酒精消费率最高的地区。年的估计表明，大多数人平均每天摄入9到12克盐，是推荐每日摄入量的两倍。
全球吸烟率从0年的27%下降到年的20%。虽然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大多数地区的妇女吸烟率低于10%，但目前仍有三分之一的男性吸烟。16年来，总吸烟率和男性吸烟率仅下降了10%。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下降速度低于高收入国家。
在“迈开腿”上，大家同样没有做出太多改变。年超过四分之一（28%）18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不符合世卫组织关于体育活动的建议。在全球范围内，女性比男性更不活跃。过去15年中，全世界缺少运动的水平没有下降。
另外，环境因素也是非传染性疾病的危险因素。根据世卫组织空气质量指南，年世界上91%的人口生活在空气不安全的地方。
显然，要达到世界卫生组织“年前将因非传染性疾病过早死亡的人数降低三分之一”的目标，未来的十年还有很艰巨的工作要完成。辉瑞普强研发及医学全球总裁雷莫特说：“重要的是要防止和扭转非传染性疾病的兴起。”他介绍，中国有2.7亿高血压患者，但不到一半的人知道自己的病情；得到诊断的患者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病情得到控制。“这些令人震惊的统计数字说明，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多层干预方法。制药企业和解决方案提供者，不仅有义务提供治疗药物，也有义务帮助公众提高对非传染性疾病和相关危险因素的认识水平，更要倡导合理使用药物，努力预防过度治疗。”
辉瑞普强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心血管疾病的管理与防治，发挥在医疗健康领域的专长和医疗资源优势，倡导提高公众健康意识。自年开始，为帮助中国庞大的血脂异常患者及其高危人群应对心血管健康挑战，实现对胆固醇的科学管理，辉瑞普强连续六年支持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宣传司、中国健康教育中心和中国记协办公室联合发起并指导的“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以“胆固醇管理”为主题，传播“测血脂，知风险，早干预，防心梗”的健康管理理念，面向公众和媒体开展心脑血管疾病防治知识普及和教育，促进心脑血管疾病防控。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覆盖人群达3.8亿，覆盖全国40多个城市，余家大众媒体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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